有鉴于此，本文就诸类问题作一专门系统探讨，希冀对理解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内涵和包括检察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有所助益。
另一块，也是非常重要的，集中在宪法第三章第八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专门规定检察院的条款集中在第 134—138 条（第 139 条属于与人民法院保障少数民族诉权的共同规定，第 140 条属于处理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的关系准则条款）。(64) 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载《人民日报》 2021 年 3 月 16 日， 第 3 版。
(4) 从实务层面看，检察制度的变革与法律监督机关定位的不变之间似产生了制度上的张力，昭示了宪法视角回应现实的紧迫性。（一）文义解释：法律监督内容的确定 文义解释在所有解释方法中具有优先性，任何文本的解释都始于对文字文义的解释(40)。(12) 前注 (1)，孙谦主编书，第 331 页。1979 年就法律监督机关首次写入检察院组织法时，彭真在《说明》中强调确定检察院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19) 参见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19 页。
从彭真的说明中不难发掘，检察机关尚不是事关国家重大体制改革的问题，能不改的基本上就维持原状。概言之，中国特色宪制创设了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契合了中国宪制秩序。例如，《劳动合同法》允许企业实施经济性裁员，但是未规定经济性降薪制度。
经济改革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设定了演进主义的解释立场，改革的实践与需求构成解释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主要依据。同七五宪法和七八宪法相比，现行宪法对于按劳分配规范的表述发生了明显变化。国企高管薪酬过分低于市场价，诱发腐败冲动，等等。2.按劳分配在公有制之外的实施空间 非公有制经济中是否存在实施按劳分配的空间？按照经典作家的本意，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按劳分配要以公有制为前提。
但是，二者的关系也有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一面。[28]例如，在著名的布朗第二案（Brown vs. Board of Education,349 U. S.294（1955））中，美国最高法院就判决，公立中小学废除种族隔离的行动应当尽快展开、审慎推进、分步实现。
[30]参见Antonin Scalia Bryan A. Garner, 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 Thomson/West,2012, p.170. [31]关于宪法上的民主集中制可以有的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人员的解读是：宪法的写法比较合适，说明‘原则上国家机关都实行民主集中制，但具体的形式还可以有所不同。二是指总的方面，即大体上，与例外相对。上述经验得自按劳分配规范的解释作业，其意义又不局限于此，而是存在推广到其他宪法规范的可能。按劳分配度量机制的改革并未彻底完成。
任扶善：《试论新宪法有关劳动的规定》，载北京市劳动学会秘书处编印：《社会主义宪法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内部发行1984年年版，第24页。奖金应当计入企业成本（第71条），属于负债，这反映了奖金的按劳分配属性。笔者的研究，例如，阎天：《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1期。在宪法层面，应当重新解释第42条第2款，使之不仅服务于按劳分配的效率目标，而且服务于共享目标。
在与制度环境适配的过程中，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不断丰富。[63]共享发展理念位于邓小平理论的延长线上，它的入宪是一段漫长思想之旅的里程碑。
按劳分配亦服务于重要的宪法目标和宪法价值。现行宪法制定之前，邓小平在论述按劳分配时，总是把按劳分配与提高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61]促使效率在制宪时成为按劳分配的主要目标。
只有在经济改革的背景下，按劳分配的规范意涵方能获得完整呈现国企高管薪酬过分低于市场价，诱发腐败冲动，等等。[47]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在分配方式上必要采用按劳分配……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决定了分配方式上的多样化。1999年修宪时，第6条第2款的表述正式将所有制与分配形式脱钩，非公有制经济下实施按劳分配的空间已无悬念。当然，允许不等于强制，这和公有制经济下必须以按劳分配为原则是不同的。例如，1982年制宪时规定的关于对劳动者实施物质鼓励的措施，无疑能够调动劳动者从事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创新。
如何理解按劳分配与其他分配方式并存，以及如何解释按劳分配原则的主体地位，成为把握按劳分配规范意涵的关键。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都是成本—收益关系的量度，引入这些概念意味着终结过去只讲投入、不看产出的做法，而将产出作为衡量劳动的关键因素。
习近平反复指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后，宪法虽未修改，立法方面却有了及时的响应。[59]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
[20]同上注，令狐安、孙桢主编书，第14-15页。任扶善：《试论新宪法有关劳动的规定》，载北京市劳动学会秘书处编印：《社会主义宪法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内部发行1984年年版，第24页。（二）共享目标的含义与实现 共享发展理念的含义很宽广，公共服务、扶贫、教育、就业、收入差距、社会保障、健康、人口、弱势群体保护等问题都在关切范围之内。二是指总的方面，即大体上，与例外相对。
1999年修宪时引入多种分配方式，使得创新成果可以作为知识、技术或者数据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同样是激励创新的有效做法。而以字则引出了这些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效率，为宪法按劳分配规范提供了方向指引。
据此，要由国家来度量按劳分配中的劳，并以此作为在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之间分配国民收入的标准。公有制内的按劳分配原则允许例外存在，公有制外也有按劳分配的适用空间。
[54]现代科技创新早已超越了依靠少数个体单打独斗的阶段，而是以国家、企业和科研机构组织的大规模研发活动为主要实现机制。这样一来，就能实现多劳多得，发挥按劳分配对于劳动者的激励作用，实现提升效率的宪法目标。
那么，如何通过按劳分配来同时促进共享和效率？更具体地，如何像邓小平所设想的那样，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按劳分配来缩小贫富差距？应当说，缩小贫富差距主要还是依靠再分配措施，例如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历史表明，技术创新虽然能够提高普通工人工资，但是需要数十年时间来过渡。[38]参见李响：《按劳分配在中国：一个宪法概念的浮沉史》，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5期。时至今日，国企的工资总额仍然采取工资效益联动的方式来确定，这是工效挂钩的延续。
[5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载《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1版。只有准确阐发宪法按劳分配规范的当代意涵，才能建构对于宪法上经济、劳动[1]乃至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理解。
参见张友渔：《新宪法与劳动工作》，载北京市劳动学会秘书处编印：《社会主义宪法与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内部发行1984年版，第1页。奖酬分开改革的实质，是为创新的推广提供单独的激励，促使创新人员将推广问题纳入思考，以推广为导向规划创新的方向。
[57] 现代科技条件下的创新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和人员协作，这就决定了创新活动大多是组织行为，创新人员大多是应聘上岗，创新成果大多是职务技术成果，[58]其中又以《专利法》上的职务发明创造为主。作为改革措施，按劳分配要求重置分配权限，放松国家管制。